万荣农民贺仁杰荣获“‘十三五’励志易地扶贫搬迁群众”称号——

　　国家的好，他说了一遍又一遍

　　记者 陈永年

　　“我们老了，无所谓，关键是解决了娃的大难题啊，娃上学，你真不知道原来有多难！”

　　说到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帮助下，从山沟里的土窑洞搬到县城中的单元楼，61岁的贺仁杰，热泪又一次夺眶而出。

　　年少哪知光景苦，这边贺仁杰的泪痕未干，那边他那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女儿，从客厅中轻快地跑过，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。

　　1月19日，记者来到万荣，听获得“‘十三五’励志易地扶贫搬迁群众”称号的该县西村乡岭西村农民贺仁杰，讲述他与易地扶贫搬迁的故事。

　　搬了两次家

　　贺仁杰原来的家在万荣县西村乡岭西村，位于稷王山下的一个山沟中。

　　一辈辈岭西人，都是住在沟底。在那一眼眼沿坡掏出来的土窑洞中，上演着一代代人的喜乐悲愁。

　　且不说每逢下大雨，水顺着坡势往下冲是怎样的让人胆战心惊，单是日常的生产生活，也是能有多不便就有多不便。

　　“窑洞在沟底，地都在坡上，坡很陡，上坡干活还没走到地里就先出了几身汗。用小平车往下拉东西，后面的人踩着车尾，前面的人肩膀顶着车辕，一路踉踉跄跄往下冲，每一年都要翻几回。”贺仁杰说，村里也想过搬迁，但都是沟沟坎坎，光是平整土地的费用，对村民来说都是天文数字。

　　1999年，好消息到来：国家出台了政策，政府拨出60多万元，专门用于平整土地，帮助村民整村搬迁。

　　如果在坡顶村中有地的话，他们的搬迁会一步到位。因为没有，他们只能在半坡的一片空地上规划新村址。村中聘请了专业的规划公司进行了设计，每家一座小二楼，巷道有8米宽，水泥路通进村里，自来水进入家中，村民们到平地可以少爬一半的坡，大家都美得不行行。

　　但这种美，只是与沟底相比。这次搬迁，只是让居住环境更加安全，而别人眼中的岭西还是那个沟中村，村民还得上坡下坡地在土里讨生活。

　　贺仁杰一句话总结：“我们村穷就穷在这个窝上了。”

　　是的，全村不到200口人，总耕地700多亩，面积最大的一块地号称“九亩坪”，其实也只有8亩多。剩下的大都是条条缕缕甚至牲口进去都转不过身的零碎土地。

　　地是梯田，地块小，沿坡修成，落差又大，这样的地一晒就透，又不能浇，天气稍微旱点别地减产他们绝收。就算是老天不打搅风调雨顺，种小麦一亩顶多产150公斤，同样是种药材收入也比邻村要少一半。

　　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？就是岭西这样。

　　一代代的岭西人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，能做的只有加倍勤劳和忍耐。就是这样，村民们辛苦一年，连账都不敢算。怎么算？一亩地小麦产量150公斤，也就是300多块钱，投入上种、犁、收每样都得50元，化肥农药也得100多元，最终自己的人工不算才能实现收支相抵，利润为零。近年来，村民开始种植柴胡，收成比原来种小麦有了很大起色，但也仅仅是一亩地每两年收入5000元的水平。

　　2016年，针对该村的又一次整村易地扶贫搬迁开始实施。按照一人3.5万元的补助标准，政府在县城的恒泰花苑小区划定了几栋单元楼，作为岭西村新的村址。

　　贺仁杰花22万元购买了一套95平方米的单元楼，其中国家补助了11.64万元。新房位于城区，不用上下坡了，也不怕下大雨了，但贺仁杰遗憾的是他那“没享过一天福，没睡过一回天明觉”的父母已经离开人世，“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，享享现在的福，那该多好啊！”说着，他又抹起了泪。

　　永远的痛

　　贺仁杰讲，他自己其实对原来住在半山腰的房子也是满意的。让他毫不犹豫地加了10多万元，在城里小区购买单元楼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孩子上学方便。

　　说起孩子上学，他的故事可以拍成一部催泪电影。

　　大女儿读书时，在村中读到四年级，再往上就要到外村了。贺仁杰心疼女儿，再加上一个亲戚在稷山翟店教书，便把大女儿送到翟店读书，一直到高中毕业辍学为止。

　　二女儿读书时，村中已经没有小学了，反正是到外村读也不在身边，贺仁杰两口子一咬牙，直接把孩子送到了县城上学。

　　当时，二女儿才6岁半，贺仁杰和爱人把孩子送进学校，一遍遍地交代：“学校是大锅饭呢，你一定要吃得快些，吃慢了可能就没了。”“你不要哭，明早我们就来看你了！”……

　　两人出了教室门，又不舍得离开，隔着玻璃偷偷看女儿吃了午饭，看女儿又吃了晚饭，看女儿吃得满头冒汗才心情复杂地离开。

　　第二天一大早，两口子骑着摩托车赶了20多公里地，又来到了学校。女儿一见他们，扑过来哭着说一晚上没睡着。他们问：“为什么，生活老师没有关灯吗？”女儿回答说关了，但她就是睡不着，就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等天亮，因为天亮了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。

　　“怕她晚上再不睡觉等我们，我就给她说我们不会再去看她了，让她不要再等我们。”说到此处，贺仁杰热泪恣肆，“哎呀，这事真是不敢想，一想就心酸得不行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每周五学校校车把孩子送回村，周日下午再接走，一批六七岁的孩子开始了自己的寄宿生活。

　　为了不让自己再心酸，贺仁杰毫不犹豫地在城里买房，以最快的速度装潢好，搬进去，为的就是女儿上学更方便。如今，已经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，就在小区对面的学校读书，早上在家吃过饭上学，中午或在辅导部休息或者回家，晚上在辅导部做完作业后回家，就算不吃饭也可以补充点水果或牛奶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对方，可以方便地关注到彼此的情绪。

　　这样普通的状态，只有像贺仁杰这样内心经历过波折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珍贵。而这一切，都应该归功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。

　　第一次集中搬迁，投入60万元平整土地；沟底的老村要复垦，国家给村民每人补助1.5万元；从半山腰搬到县城，每人又补助了3.5万元……国家在这个小村子上的投入，每个村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对于一些人来讲，国家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，而对于贺仁杰一样的人来讲，却是一个感性的、可以依靠的、能唤起情绪反应的名词。

　　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的绝不仅仅是读书的问题，至少还有婚姻。

　　家中有男孩的村民，以前最为发愁的就是给娃娶媳妇。好多在外打工的男青年，把谈得好好的对象引回家一瞅，十有八九就会黄，女方主要就是嫌住的地方不好。

　　这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抠破头皮也想不出办法。

　　如今村民们搬进了县城，没法变成了有法。搬到小区这三四年，村里娶媳妇的就有好几家。

　　“原来村里的女娃是往外嫁，男娃也是往外嫁呢，媳妇娶不回来，只能入赘到女方家啊。搬到城里，村中又开始真正娶媳妇啦。”贺仁杰说。

　　什么叫把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？让老百姓的孩子能上好学，让娃娃们能娶下媳妇，让老人看病方便。围绕着易地扶贫搬迁的话题，随便进入搬迁户家中，没有一家不说党的政策好，随便聊几句，就有可能勾出老年人两眼泪。

　　往后都是好日子

　　贺仁杰姊妹8个，这样的家庭，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在靠工分吃饭的农村，绝对过不成好日子。两个成年劳力，8个光吃饭不干活的孩子，自然年年都是村里的欠款户。经济上受窘，人际关系上自然受屈，不必细言。

　　为了过上好日子，贺仁杰18岁就跑到外县一个镇卫生院的牙科当学徒。此后，靠着学得的手艺贴补，生活才堪堪维持下去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他一方面绞尽脑汁把地种好，尽可能把每一个土疙瘩都换成钱；一方面想方设法调整产业结构，农闲外出打工，一分钱掰成几分钱地花。

　　“挪穷窝”容易“断穷根”难，“搬得出”容易“留得住，能致富”难。从土窑洞搬进小二楼，再进城住上了单元楼，贺仁杰住房在变，想法也在变。

　　这几年，他的大女儿和女婿一直在外地打工，随着外孙越来越大，他劝说两人回到县城找个活干。他们四处考察项目、选择店址，最终在贺仁杰居住的小区外租了两间二层的门面房，开了一家火锅店。

　　一年租金1.8万元，加上店内装修和购买设备设施，贺仁杰一家共筹措了10多万元。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，他们很快办理好了各种营业手续，最终以贺仁杰女婿的名字命名的火锅店“振兴铜火锅店”正式开业了。

　　原来从地里刨食，看不到希望可能连肥料都要克扣，到如今一下子投进10多万元，贺仁杰以孤注一掷的方式，表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。

　　只有对经济发展有信心的人，才会在投资和储蓄中选择前者。去年春节疫情暴发，各行业都遇到极大挫折，但贺仁杰一家却坚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一时的。于是，在别的饭店关门歇业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却把握机会，将隔壁的门面房租了下来进行装潢改建，近乎扩大了一半的营业面积。

　　正如贺仁杰想的那样，几个月后疫情得到控制，火锅店迎来如潮的人流，高峰期甚至会有多人等座。记者采访时发现，就算已到下午三点多，店中依然还有食客进门。

　　农民出身的贺仁杰自有他的一套经营理念，他认为饭店最重要的就是实惠和口味，其中实惠是第一位的，他家的火锅，也总是装得满得不能再满。

　　附近的居民用自己的钞票对这种经营理念投了赞成票，火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。2018年年底，贺仁杰还清了所有的借款还有部分盈余。而在2017年，他已经脱了贫。

　　有了这家火锅店，不仅贺仁杰不再有返贫之忧，他的大女儿、女婿不用去外地打工，而且还解决了6个本村及周边村的贫困人员的就业问题。这些农村妇女在店里，每月可以领到2000元工资。有了这份工资，足以保障一个家庭的脱贫。

　　“真是没想到啊，从来都不敢想日子还能过成这样，还能有住进楼房的一天，真是梦都不敢梦，更别说想了！”贺仁杰说着说着，又激动了。